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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技公司启动内循环长征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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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科技被国界限制,科技就已经死了。

特朗普的不靠谱,实质上就代表了美国精英阶层最基本的诉求。只不过现在,“限制中国”,从遮遮掩掩搬到桌面来谈而已。

8月1日凌晨2点多,正值中国北京时间静谧的午夜时分,彭博社选择在这个时间,放出了一则“凶铃”:

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竞选集会结束后,搭乘专机“空军一号”返回白宫时对记者说:“有关于TikTok,我们将禁止它在美国运营。”

同时,特朗普还补充道,他最快在周六就可能动用紧急经济权力或签署行政命令,强制执行该行动。

这是特朗普对中国公司,第二次动用行政权力,签署命令来进行打压和限制了。


疫情在美国本土还在不断扩大,距离大选只有不到四个月而自己还落下风,国内多地爆发大规模骚乱,在这个背景下,为什么特朗普还要不遗余力的动用政府的公权力,来对中国的科技公司“动手”呢?

在我们看来,这或许不仅仅是简单的转移国内注意力,转移国内矛盾——这可能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精英阶层一贯的、持久的对中国高科技企业、全球化企业的态度体现而已。


1980年11月20日,放置于IBM总部一处保险柜里面一份文件不翼而飞,这份 “308x系列电脑”软件开发文件是IBM最新的研发技术,这对于以技术立业的IBM来说,极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损失。
 


1984年推出的3084电脑

此时负责IBM安保工作的卡拉汉,是一名在FBI(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,美国联邦调查局)工作了7年、经验丰富的特工。接手后,卡拉汉迅速将目标转移到当时日本的几大PC研发公司身上去。起步较晚的日本公司,此时与美国顶尖公司如IBM相比,在PC的开放上,至少落后5年。

日本人迫切的希望能够获得与美国公司一样的技术。

第二年1月,里根政府在IBM等企业的游说下,决定对IBM等美国厂商实行“司法援助”,而且授权给FBI实施,FBI为此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“格兰马尔咨询公司(格兰马尔)”的技术咨询公司,来调查商业反间谍的活动,并将触角伸到了调查电子信息技术转移的“灰市”。

6月,日立(HITACHI)设立在美国的代理商无意间获得了IBM丢失的文件中的10卷,随后,该代理商将这10卷资料,交给了日立的工程师林贤治。拿到这些资料后,林贤治如同沙漠中迷路的人,得到了水一样的兴奋,欲望迫使他急切的想获得其他的部分,从而能够通过这些资料,获得308x电脑的全部核心机密。


林贤治铤而走险,他联系了日立在美国的“合作伙伴”柏林电脑公司技术咨询公司董事长佩利,希望他能通过在IBM的关系,拿到其他的资料,并协助他将这些资料转移到日本。然而,想把如意算盘打好的林贤治,一步步迈进了IBM与FBI设计好的圈套中去,他算中了佩利也“爱财”的一面,但是却忘记了一件事,佩利在IBM工作了21年,而且担任过IBM先进电脑系统实验室主任。

佩利马上找到IBM的负责技术工程的伊文思,告诉他:

“日本人想摘取你们王冠上的钻石。”

随后,伊文思迅速将这一消息上报给了FBI。

佩利在IBM的确有关系,但是也有感情,技术出身、当过高管的他,深知这些资料对于IBM甚至美国来说的重要性,也知道这些资料泄露到日本后可能带来的巨大的影响,佩利选择了报效IBM,充当了IBM的“双面间谍”。

10月,佩利在IBM及FBI的安排下,欣然的接收了林贤治的邀请,前往日本,并在东京帝国饭店,与林贤治见面。这次见面,双方都各怀鬼胎。林贤治希望佩利能够将文件的其他部分搞到,并许诺给佩利重酬。而佩利则是前来确认林贤治手中已经获得的文件的真伪,并继续“放长线钓大鱼”。

在确认日立获得的资料的真实性后,佩利“答应了”林贤治的要求,即帮助林贤治拿到其他的资料。


对技术的渴望和对市场的觊觎,日立决定指派林贤治前往美国,想方设法的获取这些资料。

11月3日,林贤治接受佩利的邀请,前往拉斯维加斯,谋求获取这些金子般的资料。佩利以找到资源更丰富、来源更广为借口,将林贤治推荐给了格兰马尔的总裁哈里逊,而哈里逊,正是FBI委派到格兰马尔的高级特工。双方一拍即合,哈里逊为了让林贤治更加的信任自己而进行漫天要价,经过数月的布局和讨价还价,最终,林贤治代表日立,承诺事成后,给哈里逊52.5万美元作为酬劳。

而且,在FBI与林贤治接触的同时,以同样的手段,也在和三菱(Mitsubishi)进行着同样的交易,交易承诺转移的技术,同样是IBM的绝密资料。


美国人是想一举将当时日本在PC领域研究最为领先的两家公司同时拿下,他们在和林贤治交流沟通的过程中,均作了录音和监控,目的就是要让对方束手就擒,没有任何的还手余地。

1982年6月22日,FBI觉得可以收网了,哈里逊便通知林贤治,他们已经搞到IBM的全部技术资料,可以过来“交易”了。当林贤治带着现金,和日立的软件专家大西勇夫前往格兰马尔取货时,等待他们的是FBI的手铐。

同一天,三菱的工程师木村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准备回国的时候,被FBI逮捕,在他身上,带着“交易”得来的IBM公司一份高级技术资料。

1983年2月,日立和两名当事雇员在承认有罪的前提下,与IBM达成和解;三菱也在同年10月,以公司总部无罪、两名当事雇员有罪的条件取得和解。日立和三菱分别与IBM签署了技术使用费的支付合同,局外人富士通(Fujitsu)也在承认IBM著作权的秘密协议上签了字。

仅和解后的1983年度,日立就向IBM支付了约100亿日元的技术使用费,富士通的支付额也高达21亿日元,而那个局外人富士通,在1979年超越IBM成为日本市场第一后,本想着大展拳脚,结果马上被收编,成为IBM的代工厂。

至此,日本计算机产业被纳入到IBM为代表、美国主导的体系之下,旷日持久的“计算机战争”以美国的全胜而落下了帷幕。

这一事件,被美国人称之为“新珍珠港事件”,事件之后,如何对抗在半导体、计算机等电子产业中,已成为美国强大竞争对手的日本,成为了当时美国朝野上下的政策性课题。

以此为标志,美国拉开了对日最大的贸易战,包括《广场协议》以及两次《日美半导体协议》,全面打压日本经济和半导体产业,甚至在1987年,对日本的计算机等产品征收100%的关税。

以此为契机,美国建立起了全球的半导体产业体系,包括知识产权体系、设计及制造的分工体系,这些体系,无一不是运行在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之下,在整个由计算机引领的信息社会的推动及普及的过程中,美国人始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,他设计的运行规则,目的就是让全球的参与者,都不要试图去撼动他的地位,如果有,哪怕是自己的盟友,也要拆墙补刀子。


2012年年初,一个可以让用户创建出时间长度为6秒的短视频应用Vine诞生,将它说成是短视频类APP的鼻祖,应该没有人会反对。当年6月,运营Vine的公司正式成立,这时Vine距离其第一条上传的短视频,时间仅仅过去了2个月,更让人惊讶的是,4个月后,beta版都还没开始测试的Vine,被Twitter以3000万美元收购,这可能是短视频行业成为风口的开始。


没有人想到的是,随后用户规模是Vine 10倍的Instagram推出了自己的15秒短视频服务,接着Snapchat也推出了10秒短视频服务,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,这种受到网速极大限制的移动端APP,还没有到达他蓬勃发展的时代。

这个时代,最先在中国到来,4G的到来,在中国最先得到普及,中国用了2年的时间,举全国之力,迅速的搭建起了全球最大的4G网络。

4G网络的搭建及铺设,对于短视频类应用来说,带来了极快的速度体验,让每个人没有想到的是,在未来极有可能引领互联网类应用的细分行业,会迅速的被中国超过。

2015年8月,今日头条上线海外版“TopBuzz”,先后猛攻美国和巴西市场。但今日头条在中国的“奇迹”难以复制,最终,TopBuzz在2020年6月5日宣布将逐步关闭,今日头条选择关闭TopBuzz,看起来是那么的顺理成章,因为,他们在海外市场,真正的战将是Tik Tok。

2016年9月,字节跳动上线抖音海外版,在经过十个月的运营后,张一鸣将抖音海外版更名为Tik Tok,并在两个月内先收收购了Flipagram和Musical.ly两家短视频平台,开启了国际化的大跨步。作为国内有名的APP孵化器,字节跳动在国外,除了Tik Tok之外,还有Lark、Helo、Resso等近10款同类型的APP,最终,Tik Tok活了下来,成为了字节跳动最为成功的海外产品。

据eMarketer报告显示,TikTok美国用户群在2019年增长了97.5%;2020年将增长21.9%,达到4540万人;该数字在2021年将超过5000万。

2020年03月,数据公司Sensor Tower的报告显示,2019年四个季度中,除了第二季度TikTok以一名之差掉落前三宝座,其余三个季度都位列“全球下载量最多App榜单”的前三名,这个榜单综合了全球的苹果与谷歌应用程序商店。

是的,能够攻下美国市场的中国公司,是屈指可数的,而在互联网企业之中,Tik Tok是唯一一家。

在美国上市的数十家中概股互联网公司,实际上就是打着美股上市的名号而已,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中概股互联网公司,其运营主体都在国内,而且,其主要经营业务也是在国内。

中概股的互联网公司们,就是典型的“内战内行外战外行”。百度空有超过70%的国内市场占有率,却在海外几乎没有存在感,同样是搜索引擎的谷歌,全球市场份额超过90%。与亚马逊对标的阿里巴巴、与eBay对标的淘宝、与Twitter对标的微博、与whatAPP竞争的微信等等这些企业的应用,如果细心观察,几乎都只在华人圈子内流行,全球化,还是是美国人的APP。

美国依靠底层架构如x86处理器、ARM处理器,通过操作系统如Windows、Android及iOS,通过强大的生态能力和研发能力推出了诸如Twitter、whatAPP的全球化产品,在中国以外的市场,几乎只剩下美国的科技公司。在2019年全球前十的互联网公司,美国6家上榜,中国4家上榜。欧洲及日韩,并无一家进入前十。

互联网之争,已经变成了中美之争了。

从2020年3月开始,美国开始对中国的互联网公司“动手”了,他们选中的,就是中国最为全球化的Tik Tok,他们祭出的是“数据安全”。不过第一次,Tik Tok并未出席听证会。

7月20日,众议院已经以336票对71票通过该法案,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下载Tik Tok,该法案是《国防授权法》修正案的一部分,在通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投票之后,可能很快成为法律。而就在20天之前,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宣布,禁止包括TikTok在内的59款中国手机应用软件。

10天后,Tik Tok陷入了封禁或者被收购的境地,这种由领导人、利用政府公权力,来迫使市场化下进行经营的民营公司,来进行没有自主权的“二选一”的行为,将再一次被记入历史。


美国上一次动用政府公权力,举国之力和盟友之力来针对的公司,叫华为。而在华为之前,叫中兴。中兴和华为代表了中国有志于全球化的科技公司,而且已经做到世界最先进、最前列。

那么,作为中国拿得出牌面的全球化的高科技企业,中兴在激活限制令的时候,是中国第二大、世界第四大的电信基础设备供应商,是美国第五大的手机供应商。华为在进入实体清单的时候,是全球最大的电信基础设备供应商、第二大手机供应商,此外还有数个全球前三的业务。

而Tik Tok则代表了中国互联网公司中,全球化的代表。美国现在挑Tik Tok来动手,目的是不言而喻的。

那就是要开始准备全面封杀中国有志于全球化的互联网公司,有志于在垂直细分迈向世界第一,展开全球竞争的所有互联网公司,要扼杀每一个试图在美国制定的互联网规则下挑战美国霸权的公司,哪怕只是一个细分赛道,美国也绝对不会允许。

那么,在Tik Tok之后的互联网公司,美国会挑哪一家下手呢?是京东,还是阿里巴巴,还是腾讯?

我们不得而知。


自从高通将设备制造卖给爱立信,摩托罗拉设备分拆、朗讯被阿尔卡特收购、AT&T并入诺基亚,美国再无电信基础设备供应商。而全球前五中,诺基亚、爱立信是欧洲的,三星是韩国的。华为及中兴代表的中国,拿下了全球42%的市场份额,在没有制造业就没有创新的论断下,美国已然失去了在基础行业继续领导全球的资本。

没想到的是,这一天来得更快。

中兴及华为在5G技术的领先,让美国不惜动用“紧急状态”来进行遏制,要知道截止到7月31日,美国新冠肺炎的感染者超过460万,而美国都还没有宣布进入“紧急状态”,可想而知,美国精英阶层的目的是继续在自己建立的游戏规则下领导世界,至于国内是什么样子,和他们精英阶层又有什么关系呢?

而建立在5G基础的应用方面,视频被认为是最为基础和最容易实现的5G移动互联网应用,在这方面,美国是全面落后的。无论是Facebook还是Twitter的相关应用,根本不足以成为领导性的应用,而微软(Microsoft)及苹果(Apple)也不具备在这方面超过Tik Tok的潜力,那么,运行在美国建立的基础层之上的应用,不是由美国来主导,这是美国最最不能接受的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,Tik Tok之死,最大的原罪,和中兴华为一样,仅仅是因为他是中国公司。

出海受阻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及科技公司们,接下来会怎么走呢?


今年5月23日,最高领导人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,最高领导人在听取经济界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后,说道:

“面向未来,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,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,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其他方面创新,加快推进数字经济、智能制造,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、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”


这段说话,基本上确立了今后一段时期内,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方向,那就是以内循环为主、国内国际双循环共同发展的长期规划。

这段话的出发点不仅仅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,造成全球各大经济体之间被迫分离而造成的市场割裂,更重要的是由于中美经济摩擦,美国的一些政客公开提出要和中国的经济脱钩、要从中国撤资、要搞贸易保护主义、逆全球化的一些措施,来限制和打压中国的企业发展的大背景。

更为现实的是,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政客们讲了这些话,而是这些政客代表的西方精英阶层实实际际的已经在这样做,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早已昭然若揭,而且,这样做的目的,明显的就是为了维护自身所谓的“优越感”。

二战结束后,杜鲁门公开声称:

“美国已经取得世界的领导权。”

苏联的出现,与美国进行了长达四十余年的“冷战”。随着苏联的解体,全球从“两个阵营、两种体系”演变为“一个世界、一个体系”的实际情况。

虽然“一超多强”的政治格局一直存在,但真正意义上来说,欧盟的零散、日本的依附、俄罗斯的衰落以及中国的国情,给了美国充当“世界警察”的机会,而且美国人将这个机会使用的淋漓尽致,在最近三十年中,美国几乎每一年都在打仗,从中东到东欧,从中亚到东南亚,从非洲到南美,有枪声的地方,一定有美国人的参与,颜色革命及扶植代理人、全球驻兵和形成包围圈,加上美元的世界货币的属性,美国人靠着军事、金融霸权,薅着全世界的羊毛,吸着全世界的血,过着自己的好日子。


“内循环”,成为了中国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战略规划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要知道,这些事在多年以后的历史书中,会被这样记载:

是美国及其盟友,将中国人逼成今天这个样子。

那么,“内循环”的实质是什么呢?在我们看来,是扩大内需。在“内需”之前,还多了一个“完整的”定语,在“内需”之后,还有一个“体系”。说直白点,中国需要构建的“完整的内需体系”,是建立在当下疫情面前和美国政策面前的选择,与内需体系相呼应的,则是推进科技创新,加快数字经济的建立,智能制造的发展,而这些,更多的就是“供应链”的内消化,一条建立自主可控的供应链内需体系,正在国家层面战略中推进。

以Tik Tok来说,在关乎生死存亡之际,Tik 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在国内的员工们,非常的安静,他们仿佛被这个世界遗忘,从3月开始,美国发起针对Tik Tok的听证会及调查一直没有中断过,几乎每个月都有与Tik Tok相关的传闻。这一次尤其的猛烈,7月29日,以红杉资本等为首的投资者希望以500亿美元估值买下这个风靡美国年轻用户的短视频产品;之后8月1日又有新消息传出,微软正在洽谈收购TikTok的事宜。除了前日传出字节跳动的国内业务可能考虑在上海或香港上市外,其他信息显然不如海外竞购者们那么热闹。


拒公开信息统计,Tik Tok现在的国内团队应该维持在600-800人左右,可以算是字节跳动目前对单一产品而言的大团队组合了,但是,Tik Tok方面,并没有针对这些事对员工进行“安抚”或对外界进行过多的说明。

大家都处于“工作还是挺带劲”的状态,这和华为的员工情况基本一致,面对可能出现的情况,预案再多,该出现的还是会出现。

科技创新方面,应该是以新型的“产学研”为主了,以华为来说,久未露面的任正非7月29日至31日,在上海与南京接连访问了四所名校:上海交通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,陪同的还有两位华为高管:华为战略研究院院长徐文伟和2012实验室总裁何庭波。

任正非在每所大学均参与了专家座谈,与校方探讨了校企合作的历史与未来,产学研合作,并强调要重视高校人才的培育,助力芯片自主、人工智能产业壮大。

在上海交大,任正非说,当前科学技术发展非常之快,希望大学像“灯塔”,照亮自己,也照亮别人。

在复旦大学,任正非说,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。“未来我们拼什么,就是拼教育、拼人才。”

在徐文伟的母校,东南大学,任正非表示,要珍视每一个孩子,因为不知道哪个孩子会点燃世界的火花。他说,“星光不问赶路人,岁月不负有心人”。

在南京大学,任正非表示,并希望能为了国家共同的目标,互相取长补短,将华为的工业应用经验和复旦的前沿学术研究成果结合起来,转化成工业产品。

从任正非希望建立新的“产学研”体系来看,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,华为极有可能会放弃在欧美以赞助的名义与一些大学的合作,这些大学之中,甚至有数家已经公开拒绝华为的资助资金,并说明是因为其他原因,而不是基于与华为合作的不愉快。

从市场、人才、创新、技术储备等各方面,华为已经在开始打造“内循环”模式了。

但是,国际化也是不能丢的,国内国际双循环中,国外大循环曾经是中国的三驾马车之一,中国发展引以为傲的“出口导向型”是拉动中国GDP持续几十年上涨的动力之一。没有美国市场,华为依旧做到了全球第一的位置,没有美国市场,还有广阔的亚非拉美市场,每一块只要精耕细作,还是一样有机会的。

至于同属英语语系国家、同属北约、同属五眼联盟等各种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及地区,有,肯定要全力以赴,没有,也要持续关注。

大争之世,每个人都在见证历史。


当中国电信基础设备处于“七国八制”的时候,他们以落后的技术,高昂的报价,以获取极大的利益,那时候,我们说“国家安全”,他们就开始鼓吹“自由市场”。

当中国电信基础设备逐步国产化、通信主权逐步自主化,当我们的设备供应商在全球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,我们希望能够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正常竞争时,他们却祭出了“国家安全”。

直到今天,中国依旧是美国诸如高通、苹果、英特尔等等厂商最大的海外市场,但是美国却用这用那的原因,将中兴华为排斥在美国市场之外。

7月29日,TikTok首席执行官(CEO)凯文·梅耶尔(Kevin Mayer)宣布,TikTok将公开驱动其内容审核算法的代码,以便专家实时观察其执行情况。

另一方面,Facebook、苹果、微软等互联网企业及科技企业,协助美国政府,炮制了全球迄今为止最大的窃听计划:棱镜门。


之前,华为同样为求生存,任正非在访谈中坚定的表示,“(华为)百分之百是没有后门的,我们愿意给全世界国家签订无后门的协议。”


另一方面,作为华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的思科(Cisco),自2013年起已有10起“后门”事件。自“棱镜门”事件以来,美方一直对指控其从事网络攻击、窃密的事实依据三缄其口,但是“棱镜门”的参与者们并没有停下设置后门的脚步,他们依旧为美国政府提供着监控他人的服务。

同一时期,经多年审查,英国、德国及欧盟方面均未发现华为产品存在明显“后门”。


公开信息显示,“棱镜门”事件过去这么多年,美国并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消息,意味着统治全球的互联网巨头、互联网设备巨头,都在为美国的监控提供数据及软件/后门的便捷之路。


华为在电信基础设备方面的进步、Tik Tok的全球取得的成绩,一定程度上,阻碍了美国“监控”的便利,要维持现状,就必须要打压挑战者,这就是美国人的逻辑,这个源自于西方文明的“强盗逻辑”。


正如朋友所说:


别人进来的时候,我们希望别人把裤子脱了,让我们检查一下,再进来,但是别人不愿意,因为裤兜里可能装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


我们出去的时候,脱得赤身裸体,裤衩都没穿,让人家看,结果人家说,你家里面还有裤子,不让进。


内循环,实际上是这样被逼出来的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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